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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時延安教授:刑法修正案對證券犯罪威懾力增強

        2021/3/5

        時延安,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員,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2021年3月1日A03版。記者:李剛,焦源源。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涉及證券方面的犯罪做了很大調整,修改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提高對證券犯罪的懲罰力度 

        ◆對一些犯罪的構成要件做了一些調整 

        ◆對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犯罪行為加以明確

        刑法修正案(十一)3月1日起施行,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時延安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此次刑法修正案提高了對證券犯罪的懲罰力度,對一些犯罪的構成要件做了一些調整,同時對有關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違規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的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犯罪行為加以明確。此次修改變化最明顯的是刑罰調整,就是法定性調整,威懾力非常大。 

        時延安表示,涉及到有關證券市場的行政執法,還有如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這是目前一個比較大的難題。當前,應通過在執法機關和刑事司法機關之間建立較好的信息交流機制、強化執法和刑事司法在機制上的對接、盡快培養專業隊伍等方面著手進行解決。

        證券犯罪處罰力度增大

              中國證券報: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做了哪些更嚴厲的規定?補齊了哪些制度上的短板?

        時延安: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涉及到證券方面的犯罪做了很大調整,修改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提高對證券犯罪的懲罰力度。在增加刑期的同時,對這些犯罪的罰金刑也進行了調整。以往規定的比例罰金制或者定額罰金制弊端較多,彈性不夠。經過修改后,對這些犯罪行為的罰金都調整為抽象罰金制,也就是無定額罰金制。法院在適用上會根據案件情況予以判處罰金,自由裁量權比較大,有較強的靈活性。從法定刑的變化來看,無論是自由刑的提高還是罰金刑的變化,使法院在懲治此類犯罪時的力度進一步加大。而以往有關證券犯罪的定罪和處罰方面,處罰相對較輕,很多案件要么做緩刑處理,要么只判罰金處理。

        二是對一些犯罪的構成要件做了一些調整,如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原來構成要件包括4種情況,現在把之前的司法解釋所涉及到的“搶帽子行為”“幌騙行為”“蠱惑交易行為”納入刑法條文。這些行為實際上已經被司法解釋所規定,在刑法中做出明文規定,會發揮更好的威懾效果,也利于公安司法機關更好地適用法律。

        三是此前刑法有關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規定中并沒有提到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問題,這次對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犯罪行為加以明確,可以通過刑法對這些犯罪行為進行威懾。實際上,在以往對于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實施這類行為,完全可以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論追究刑事責任。刑法予以明確規定,有利于解決實踐中認識的爭議,有利于司法實務部門執法、司法。

        刑法這次修改是配合證券法的修改,因而其重點是加強信息披露和投資者保護,進而配合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此次刑法修改,立法機關有關負責人在立法說明中明確指出,對證券犯罪的修改,是與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相適應,保障注冊制改革順利推進,維護證券市場秩序和投資者利益,提高欺詐發行證券犯罪的法定刑,明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

         

        中國證券報:刑法修正案如何有效聯動考慮證券法、公司法和刑法相關條款的銜接?

        時延安:整個來看,此次刑法修正案修改最重要部分的變化不是很大。像證券犯罪,我們通常說它是一種行政犯罪,涉及到違法的判斷、基本規則并不會在刑法里規定。從證券犯罪適用性來講,尤其是行政違法性的判斷問題,需要在參考證券法變化的基礎上進行調整。由于證券法做了一些改變,相應的刑法適用上也會進行改變。對于行政犯罪來講,行政法中具體法律規范的修改和調整,對應的刑法規范的調整范圍也會有變化。即便刑法條文的表述變化不大,但隨著證券法的修改乃至將來一些具體實施細則的出臺,對判斷這些犯罪行為的刑事違法性都會產生“聯動”效應。有人會質疑,這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如果看清行政犯罪的本質及立法模式,尤其是從整個法治體系來理解的話,其實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這次對四項違法行為進行修改,罪狀變化最大的是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另一個變化是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原來只限于股票和債券的情況,現在也涵蓋存托憑證以及依法認定的證券,因而該罪的調整范圍更大了,罪名可以調整為“欺詐發行證券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變化最明顯的實際上還是刑罰調整,就是法定性調整?梢哉f,這個威懾力非常大。尤其是罰金,法院在判處罰金時,以前要么受一定比例的限制,要么受具體金額的限制,F在采用抽象罰金制,法院可以根據違法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進行判斷。從目前來看,對于實施證券違法犯罪的人來講,違法犯罪成本大大提升,刑法的威懾力也大大增強了。

         

        中國證券報:此次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大幅提高了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等證券期貨犯罪的刑事懲戒力度,哪些內容應該重點關注?

        時延安:原來刑法對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只規定了4種情形,這次把常見的“搶帽子行為”“幌騙行為”“蠱惑交易行為”三種情形加進去了。這使得刑法有關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的行為更為規范,而且這個罪實際上還有兜底性條款,它最后一項規定“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可以說,刑法評價的違法犯罪行為范圍很大。

        要特別注意的是,刑法在判斷一個行為是不是構成犯罪的時候,它不僅看形式,還會看實質,要看這樣的行為是不是危害到證券市場管理秩序。在法律實踐中,可能也需要出臺與新證券法配套的實施細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有關證券犯罪也會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乃至指導性案例。隨著股票發行注冊制不斷推進,未來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最高司法機關會根據情況提出法律適用規則。

        中介機構應當好“看門人”

              中國證券報:刑法修正案進一步壓實了證券中介機構負責人的職責,這將產生哪些影響?

        時延安:刑法修正案對中介機構的行政責任調整,主要體現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調整上,明確把違規保薦行為規定到罪狀里。同時也調整了相關法定刑,以前只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涉及到賄賂等行為才能判10年有期徒刑,現在直接把法定刑提高到10年有期徒刑,同時在附加刑的罰金也規定了抽象罰金制度,對于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來講,也形成了更強大的威懾力。此次刑法修正案將進一步督促相關中介機構發揮好“看門人”作用,維護好證券市場發展的良好環境。

        從以往來看,證券市場部分中介機構的“看門人”作用沒有發揮好,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刑法懲罰的威懾力沒有達到相應效果。對這類中介機構及其人員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較少,這里面有各方面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部分執法司法觀念問題。另外,這些行為確實不太好認定。未來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規范,司法機關在相關適用刑法方面也會不斷進行完善。

         

        中國證券報:對于推進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刑法修正案做了哪些具體安排?

        時延安:此次刑法修正案對證券犯罪的修改,主要目標就是要為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保駕護航。刑法中4項條文修改并沒有直接涉及到注冊制,但如果去分析條文的核心,其實與注冊制改革緊密銜接。注冊制是要強化對投資者的保護,強化信息披露制度。而刑法此次調整是實質性地保護投資者利益,對違規披露或者不披露等行為進行嚴懲,實際上就是為注冊制保駕護航。

        三方面完善體制機制

              中國證券報:對于進一步完善證券執法司法體制機制,目前還存在哪些障礙和難點, 有哪些針對性建議?

        時延安:涉及到有關證券市場的行政執法,還有如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這不是一個法律本身的問題,它涉及到相關的制度配套,包括一些專業的人才培養,不同部門之間的工作銜接等。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建議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一是要在執法機關和刑事司法機關之間建立起較好的信息交流機制。因為涉及證券市場的犯罪是比較專業的,對于公安司法人員來講,很多專業知識可能不具備,因此需要加強交流。

        二是要強化執法和刑事司法在機制上的對接。例如,當發現了一個違法行為,怎樣盡快把線索交給公安機關?目前,公安機關執法不可能直接到證券市場進行監管,怎樣把監管機制和公安的偵查機制銜接起來,并實現進一步強化,變得更為有效,這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三是涉及到專業隊伍的培養問題。尤其是在證券市場活躍度比較高的領域,應該組建一支專業隊伍,否則有些違法行為在進行處理時可能不好把握。以往有些案件雖然到了司法機關環節,但是由于專業水平達不到,在證據收集上容易出問題。這些專業隊伍怎么組建,需要決策部門去思考。而且一旦涉及到相關法律問題,能夠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如果公安機關能夠第一時間介入案件,而且能專業地收集證據,司法機關后續開展審查起訴和審判等工作,就會更為扎實一些。

         

        中國證券報:資本市場中違法違規行為不斷出現新的特點,從法律角度看,有沒有一個預防的機制安排?

        時延安:我國證券市場一直在向境外發達市場學習,也一直有金融創新,司法部門去觀察和分析最新的違法違規行為確實存在一些困難。不過,這里更多還是如何理解法律,怎么適用法律的問題。刑法在判斷一個行為是不是構成證券犯罪的時候,主要是看其實質。當然是要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前提下看實質,不會糾結于一些具體的行為表現。

        例如,涉及一些信息違規披露和不披露的行為,無論玩出什么花樣,只要實質上屬于違規披露和不披露的,那就是違法。從現在來看,刑法有關證券犯罪的規定,應該是比較全面的。一些機構和個人不要只進行形式上的理解,刑法在認定違法行為時,有時會形成一種穿透效果,從實質的危害性來把握。

         

        中國證券報:此次刑法修正案實施之后,以前市場所詬病的違法違規成本低的問題是否得到徹底解決?

        時延安:從現在來看,刑法對有關證券犯罪細節規范更為嚴密,同時法定刑法也提高了,違法犯罪成本也大大提升。其實,證券法就行政違法部分而言,已經大幅加大了懲罰力度。行政違法的成本已經提高,如果進一步實施構成犯罪,當事人的違法成本就會更高。從目前來看,刑法所規定的這種懲罰力度是非常嚴厲的,當然真正的落實還是要建立機制。發現一些違法行為后,證券監管機構包括一些從業者,是不是及時把這些違法信息向公安機關進行反饋,進行通報甚至報案,這一點很重要。刑法修正案實施后,下一步需要建立機制,組建一支專業隊伍,使違法犯罪信息能夠第一時間讓公安機關準確掌握,進而對這些證券市場的“害群之馬”及時予以懲治。

        (編輯:王怡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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